印度南部城市，不像北方那样印度教文化独大，就班加罗尔来说，30％的人口讲当地的卡纳达语，30％的人口讲印地语，其他人讲特鲁古、泰米尔等其他语言，英语是通行的语言。

这些语言，和我们国内的方言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因而这些语言，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硅谷的很多公司，要费心布置的族群和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在这里很容易就能实现。

“这确实很难得，”布林说。

“冯，你觉得，班加罗尔以后会不会超越硅谷？”佩奇问道。

“根据我跟大家交流的情况来看，其实还是由美国的公司，主导了班加罗尔主要的研发方向，“冯一平说。

“对，这里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来说，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一点，冯你就是个代表人物，”

“所以我也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班加罗尔，不会对硅谷的地位构成威胁，”布林马上说。

“我听他们说过，这里和硅谷最大的区别，就是解决同一个问题，硅谷的100位工程师，可能会有至少100种方案，而这里的100位工程师，只会有一种方案，他们会编出一个相同的程序，知道这个，我松了一口气，”佩奇说。

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那些工程师们天马行空的创意，但看起来，班加罗尔的工程师们，在创意方面，弱了硅谷不止一筹。

只不过，因为自己的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冯一平倒是能理解班加罗尔这么做，背后的动因。

一开始，他们没有资本去冒险，只能承接硅谷不愿意做的一些研发工作来发展——就像我们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不愿意再经营的一些制造业一样，这样的情况下，把公司员工培养成一颗颗螺丝钉，自然效率更高。

有自己的创意，并敢于去实施，只能是在他们积累了一丁点基础之后，才可能会考虑的事。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必经之路，也算是另一种交学费。

“boss，有一位女士想见你，”欧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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