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hotskhotskhotsk二二九、沧桑朝市论新局

“哦？

说来听听！”孙元起连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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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道：“我有位好友叫傅增淯，既是同年，也是翰林院同事。

他们傅家也算书香门第，祖父先后做过曾文正公（曾国藩）、左文襄公（左宗棠）、李文忠公（李鸿章）的幕僚，父亲做过知县，他们共有五兄弟，更是了不起，其中三人中了进士！

“我要举荐的是傅增淯的三弟，名叫傅增湘，十七岁便以监生中顺天乡试举人。

后师从大儒吴汝纶，并中光绪戊戌科（1898）二甲第六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六年间在天津创办了三所女学——北洋女子公学、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以及八所女子小学。

是津门一带赫赫有名的教育家。

“他不仅投身教育，而且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尤其爱好藏书。

听闻我们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五百多种，更有敦煌遗书、安阳甲骨，早已心痒难耐，隔三差五到学校小住。

因为他是袁项城的幕僚，如今正好赋闲，只要你肯折简相召，他必然万分乐意！”

严复也插话道：“老夫听碧城说起过这位傅叔和，很是不错的。”

傅增湘确实是个人物，在历史上，他多数以著名藏书家的身份出现，其实他还是教育家和政客，曾在北洋zhèngfu担任过一年半的教育总长，期间换了一任总统、三任总理，他这个教育总长却岿然不动！

孙元起没听过傅增淯，倒因为兴办女学的事，对傅增湘很不陌生。

当下便点头答应了。

严复又道：“现在我们学校东西洋留学生占总数三分之一，洋教习也为数不少，百熙最好再挑个有留洋背景的副校长，以便沟通协调来往事宜。”

孙元起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人选：卢瑟福。

众所周知，卢瑟福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

除此而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鼓励学生有新见解、新发现。

在他的学生中，单单诺贝尔奖得主就有十几位，包括波尔、查德威克、科克罗夫特、卡皮察等。

如果他来担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经世大学的科学发展岂不是如虎添翼？

当然，学校里面的年青人也要给他们一些锻炼机会，像卢弼、李复几等人，都可以挂上校长助理的职衔，帮忙处理部分事务。

又商谈片刻，三位大佬才心平气和下来。

送别之际，孙元起单独对张元济说道：“菊生先生，此次东山再起，希望能一帆风顺、鹏程万里！”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是一员健将，曾上书朝廷请求变革官制、革除跪拜。

西太后政变成功后，便把他革职永不叙用。

此次担任理科大学监督，重新进入大清体制内，确实算得上是“东山再起”。

张元济顿时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孙元起：“百熙此言何意？”

孙元起似乎顾左右而言他：“刘潜楼过段时间该挪窝了。”

张元济出身名门望族，也在官场上打过滚，自然知道孙元起的意思：“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实缺京堂吧？

只怕我资历太浅，难登大雅之堂。”

孙元起笑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菊生先生是光绪壬辰科（1892）进士吧？

学部右侍郎宝熙应该是您的同年。

而且在散馆之后，您还先后担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大学堂总办等职，怎么能说自己‘资历太浅’呢？”

清代官场所讲资历，首重哪一科登第、哪一年散馆，这不仅表明你的辈分先后，还能说明你手头有什么资源。

“同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赃”还铁的同窗、同志加战友关系。

同一科二三百人，经过十多二十年奋斗，总有几个爬上了高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们拉好关系，都可以混个肚子圆。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过队也是资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好比参加过长征、打过曰本鬼子、蹲过渣滓洞一样，参与维新变法并被革职也能成为一种显赫资历。

就张元济所在的光绪壬辰科中，眼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学部右侍郎宝熙、宪政编查馆总务处帮总办汪诒书、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等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张元济上进的助力。

wwhotskhotskhotsk最最关键的是，在分管京师大学堂的学部里，左侍郎孙元起、右侍郎宝熙都是张元济的熟人！

孙元起趁热打铁：“希望您在执掌大权之后，能洗刷旧习一整乾坤，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能和经世大学媲美的京城第一高校！”

张元济莞尔一笑，径直去了。

至于之后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度久去不归，再也没人给孙元起分析朝中风云变幻。

孙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业、撰写论文之余，抱着邸钞、报纸暗自琢磨。

这一乱看，倒让他发现了某些清末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历史书上，总会描述清末zhèngfu有多么颟顸无能、官员又是多么昏庸。

孙元起却在新闻中看到一个举步维艰的zhèngfu为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做出的各种努力：颁布法律，兴办学校，抗洪救灾，修筑铁路，禁种罂粟……其中最让孙元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清zhèngfu对于**事务的处理。

无论怎么说，在清朝以前，中原对**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

只有到了清朝，中央zhèngfu才开始涉足**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

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推行新政。

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的经营。

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

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

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

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小动作不断，又在**成立陆军小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

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小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

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

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

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

同一件事，不说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小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小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

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

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备起事。

驻藏大臣可不是吃干饭，很快就发现土登嘉措的不轨行迹，并迅速向军机处。

军机处随即向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发电报，大意是说：**位于中国、俄罗斯、英法殖民地之间，土登嘉措首鼠两端，你们必须做好准备，保证祖国边疆安全。

最终也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兵，所以你们招募士兵时，不要怕花钱，枪械用最好的，饷银给最多的，一定挑选最可靠的精兵，时刻准备进藏！

在1909年8月初，乘着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军共1700人从成都出发，在赵尔丰的边军掩护下向**进军。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达拉萨。

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妆逃离布达拉宫，并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印度。

抵达印度后，土登嘉措上书英国zhèngfu，请求它们向清zhèngfu施加压力，使**恢复**自治，并帮助自己重回拉萨。

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

如果你觉得熟悉，那是因为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在五十年后又把这个情节重演了一遍。

要不怎么叫转世灵童呢？

套路一模一样！

在土登嘉措叛逃之后，清zhèngfu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曾派人请他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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