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

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

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

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

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

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

去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

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达赖，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

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达赖。

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达赖归藏安辑士民。

如此既可以结好达赖、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

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

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

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达赖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

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达赖却没有。

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

而达赖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达赖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

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

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

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达赖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

真可谓善始善终！

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

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

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

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

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

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

宣统元年（1909年）举川滇两省之力，历时半年才把一标川军送进喇萨。

时至今日不到两年，全军上下两千人便陷入叛乱生死不知。

因为此计只见其害，未见其利，是为下策！”

孙元起起身缓缓地说道：“挥师入藏于我孙某个人乃至四川军民，或许是有害无利，但对国家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林文忠公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孙某以前不敢以此觍颜自命，今日愿借此句聊以自励。

所以皙子的下策就是我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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