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心的成立，首先在编制上确保了心理工作者的稳定收入。

由地方财政拨款。

以社区为单位，对于需要心理咨询的人（尚达不到需要使用精神类药物）通过所在社区进行申请。

然后有社区统一提交到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中心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分派心理工作者给予心理指导，整个过程都是免费义务的。

这蓝图看似美好，但实则还是杯水车薪。

其他的不说，就编制这个问题，卫生部门能给你心理咨询中心多少个编制？

满打满算。

五十个总可以了？

这五十个编制还要排除一些行政、财务、领导岗位的名额，真正从事心理援助的也就三十个左右，我不用说其他城市，就拿邬熙市为例。

邬熙市是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换而言之，三十个心理工作者要担负起三百万人的心理健康，什么比例？

1:300000。

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可以很负责任这么跟大家说：昨天是3月7日，周五，邬熙市心理咨询中心收到各社区提交过来的心理援助申请共计241份，心理援助在岗心理工作者13名，如果照单全收，那就是241除以13，平均每位心理工作者要接受将近19份卷宗。

如果效率高，那也无所谓，不算多。

但一名心理工作者从接受一份卷宗到闭合一份卷宗，需要多长时间呢？

根据心理疾病不同，闭合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均下来，也要一个多月才能闭合一份卷宗，如果我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平均每天在每份卷宗上花上2个小时（纯粹的理想状态，约申请人心理谈话治疗一般是90分钟左右，但里面还得涉及到交通时间、等待时间以及其他的意外、突发情况，所以，这2个小时绝对是最为理想状态下的时间了。）那我一天不吃不喝不睡觉，甚至是不上洗手间，那也顶多能接12份卷宗。

我在这里只做一句话的总结：时至今日，还有2006年的卷宗没有闭合呢，至今已经有8年的光阴了。

说到底，这卫生部门设立的“心理咨询中心”也就是一种杯水车薪、无奈、有胜于无的一个鸡肋单位，它的存在依旧不能改变中国心理治疗制度的落后的现实。

言归正传：我对罗莉婷父母所言的都是“肺腑之言”。

但罗莉婷的父母不能理解。

依旧一再坚持我应该再等等。

我无奈之下，只能对着其他在等候着罗莉婷父母“面试”的心理工作者们亮出了我的工作证件说道：“不好意思，我插个队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在等候着的心理工作者们，他们的“心理咨询师”的职称审核都是由我单位负责勘合，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他们的监管单位，里面的很多人我都认识，想必他们也认识我，对于我这样的举动，大家都是点点头，表示没有意见。

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的很，我这一公办单位的压根就不愿意跟他们抢这个生意，有人跟他们少分一杯羹，那这样的“插队”何乐而不为呢？

但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在罗莉婷父母的眼里视为了一种权威，罗莉婷父母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来你在心理这一行很有人缘嘛？”他们一说这话，我就知道他们是门外汉，不懂得心理行业的行规，但我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掰扯这个，我只是淡淡的说道：“你们能够请他们真的要比申请心理援助要好的多，对于我们而言，对于这心理援助的工作，没有太多的主观能动性，而他们就不一样了！

这对于他们毕竟很自己的切身利益挂钩，所以，于情于理，他们都要为你家的女儿亲力亲为。

为了省去大家不必要的麻烦和时间，请你们在这个委派单上签个字！”那罗莉婷的父亲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说道：“行！

我来签掉它，对于这申请不申请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都是听朋友说的，让你白跑一趟，真的万分抱歉。”说完，罗莉婷的父亲拿起笔，准备要在委派单上签上自己大名的时候，突然，罗莉婷的母亲在旁喊道：“老罗，先等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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