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宗寓居凤翔之时，因为百官和宰相都留在了长安，身边没有大臣。

只得任命兵部侍郎卢光启，权且勾当中书事，参知机务。

韩全诲请求昭宗罢免崔胤之相位，李茂贞又举荐给事中韦贻范为相，昭宗不得不从。

天复二年三月，因杨行密据有江淮，实力颇强，昭宗便遣使淮南，拜杨行密为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进封吴王，使他统兵讨伐朱温。

王建并有两川，也由昭宗颁诏，令他出兵。

又加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皆为遥领。

加封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任命李琼为静江军节度使、马宾为武安军节度副使。

令众人即日起兵讨伐朱温，其实统是韩全诲、李茂贞，强迫昭宗，下此诏命。

此时马殷在高郁的主持下，大搞经济建设。

经过两次南征，马殷已经控制了武安军和静江军共十三个州。

地盘也不算太小，要知道后来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全盛之时也才管辖十三州。

虽然地盘扩大，实力大增，但是面临的对手也开始变得强大。

马殷面临的压力还是不小，北有成汭和杜洪、东有杨行密和钟传、南有正在变强的刘隐、西边则是盘踞朗州的雷满和湘西蛮民，这些人的实力远不是刘士政、蔡结等人可比。

要想保证这块好不容易得来的地盘，除了要必须有一支庞大、强大的军队来保卫。

此时马殷的麾下已有十万士卒，要养活这支军队，就需要大笔的钱财。

历经战乱的武安军和静江军所管辖之地，却是人口稀少，经济萧条，百姓穷得叮当响。

百姓没有被饿死，已经是万幸，还何谈纳税？

可是没有税收，马殷怎么去养活军队和各级官吏。

马殷曾经的上级秦宗权、孙儒都以强大的武力横行一时，打下了比马殷更大、更富的地盘。

但是他们只会掠夺抢劫，不会搞生产建设。

最终不仅无法保住抢到手的东西，连性命都搭进去了。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自己绝对不能再重蹈他们的覆辙。

马殷暗自想着。

趁着湖南暂时没有成为强藩的觊觎对象，朝廷也无暇顾及，马殷开始对所辖的十三州进行精心治理。

马殷在训练士卒、严明军纪的同时，采用与民休息、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等策略。

马殷授权给高郁，让他全面主持经济革新。

高郁本就成生长于经济发达之地扬州，自小受过浓郁的商业气息薰陶，眼界开阔，头脑灵活。

扬州人向以“俗好商贾，不事农业”闻名，高郁认为要搞活经济，赚到大钱，非从商业下手不可。

马殷、高郁改革的头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湖南大力发展茶叶的种植和贸易，同时取消关税。

自汉朝以后，得益于前人传下来的饮食文化，茶叶逐渐成为一种饮品。

由于制作工艺尚不纯熟，茶的制作成品颇高，故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宫廷御用品存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烹茶技术逐渐得到推广，饮茶之风逐渐在民间流行。

到了唐代，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茶叶已经成了唐朝官员和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唐会要》里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

晚唐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发，而江南相对稳定，因此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而江淮之地由于水网密布，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运输十分便利，于是成为了主要的产茶地。

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歙州、浮梁等地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茶叶交易中心。

这里的茶叶沿着大运河北上，输入山东。

再沿着黄河西进，流入东西两都，形成了一条庞而不杂的茶叶贸易网。

茶税，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税收之一。

在古时专卖制度是除税收之外，朝廷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的盐铁专卖。

唐朝收归专卖的第一个就是食盐专卖，岁入约二百七八十万贯，黄巢就是私盐贩子的头头。

而第二个就是茶叶，岁入约八十万贯。

自唐朝中叶以后，饮茶习俗遂步扩散，需求量逐年上升，只要把握得好，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与利润。

但是唐代的湖南既不是食盐产地，也不出产好茶叶。

湖南又不靠海，没有盐池或盐井，自然产不了食盐。

但是湘江两岸的土地肥沃，降水丰沛，气候温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

产茶不多是因为当地闭塞，官府民间都不重视。

民间没有种植茶叶的习惯，因而没有引入良种。

当时天下的好茶出在江淮。

当年朱温与杨行密交恶就是因为茶叶，朱温逮捕了杨行密派到汴州的唐令回，并没收了淮南的茶叶一万担。

如果朱温、杨行密两个强藩一直睦邻友好，大运河维持畅通，那江淮茶叶可以凭借其悠久的名声和良好的质量，可以轻易将后起的竞争

者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垄断了市场，就不会有湘茶什么事了。

湖南本来也一直有小规模种植茶叶的传统，比如衡州的茶叶质量还不错，也小有名气。

但由于交通不利，再加上湘茶的质地较江淮、川蜀略逊，这些茶叶难以销往外地。

所以，湖南的茶叶种植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

但朱温与杨行密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敌对状态，并且在清口之战后，两者谁也灭不了谁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中原与江淮成了死敌，军事上严重对立。

两者间的经济交易自然全部中止，并且这样的状态保持了数十年之久。

而另一个重要的的茶叶产地四川，由于当时的四川王建也一直和朱温作对，因此四川的茶叶也无法进入中原。

对于湖南的茶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湘茶能够迎头赶上的绝好时机！

高郁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积极引入茶种，推广种植。

高郁在实施的过程的，不急于谋利，而是让利于民。

为了促进茶叶的生产与贸易，高郁取消了茶叶专卖的制度，采取“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来吸引商家。

在唐代，茶叶和盐铁一样，民间私自买卖被抓到，轻则杖责，重则杀头。

茶叶买卖，是一条民众不敢碰触的禁区线。

这条保守的措施，无形中为唐朝的茶叶贸易设置了一道枷锁。

高郁把这道枷锁的束缚彻底抛弃，为湖南的茶叶生产大开方便之门。

高郁允许茶叶自由贸易和取消关税之后，各地的茶商源源不断的来到湖南，与茶农直接交易。

茶叶有了销路，茶农的种茶积极性大大提高，“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阁以居”，百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生活也有了保障。

三湘之地，迅速代替江淮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

于是，各地茶叶市场到处是湘茶唱主角，从开封到洛阳，从青州到凤翔。

甚至岭南、八闽、吴越等地都是湖南的茶叶在唱主角，湖南的经济迅速腾飞。

马殷手上的钱也多了起来，军心稳定，百姓归心。

高郁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铸造铅铁钱。

“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高郁之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已而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用九文为贯，以一当十”。

茶叶市场的繁荣拉动了湖南的商业，当时赴湖南做买卖的商人数以万计：“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

高郁限制民间的铜钱流通，代以铁钱，于是“商旅出境，无所用钱，輙易他货去，故能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商人在湖南境内交易来赚到的铁钱，在出境后必将是一堆废铁。

于是商人就只能把赚来的铁钱在湖南境内，就地采购其他物品。

出境后，再把这些物品卖掉换成铜钱。

这对湖南的商业是巨大的刺激，湖南一跃成为晚唐五代商业繁荣的地区。

高郁的这个做法无疑是超前的。

高郁在湖南实行的铸造铅铁钱措施，体现了他“货币只是一种财富凭证，而货币本身可以没有价值”的思想。

高郁用铁钱代替铜钱，而铁本身的价值比铜低得多，所以湖南的铁钱是一种交易凭证，本身并不贵重，相当于现在的购物券。

这其实和后来出现的交子是同样的道理，而高郁的铁钱，比交子提前了一百多年。

高郁又规定，民间用一铜钱兑换十铁钱的政策同样先进。

在这个政策实行后，湖南发行铁钱的数量是与民间铜钱的数量挂钩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铜钱本位”。

这和后世的银本位、金本位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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