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连篇累牍地忠告人们应该如何与中华军队相处。

他们对妇女说：“夜间切不可出门。

手表等贵重物不要带出去。

遇到强奸的危险时，要显出威严的态度，不要屈服，要呼救。”

报纸告诫她们小心，不要有“挑逗行为”，例如抽烟、不穿袜子之类。

有些工厂还给女工发了毒药丸。

五月二十八日天亮后不久，四十五架鲲鹏运输机飞临富士山，载来中华的先遣部队，由钱四海的情报部长王西京少将指挥。

领头的一架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停稳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征服者就是王西京少将。

在停机坪一端，一群日本人呐喊着朝他涌来。

他当时想，这群疯子就要把他砍死了。

这原来是一群接待人员。

一个身材矮小的军官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有末精三中将。

两小时前，有三架蓝色的中华战斗机曾向厚木机场飞来，其中一架扔下一根大管子，有末呆若木鸡地站着，眼睁睁地看它掉下来。

他生怕这是要求战争的中华激进分子干的。

这根管子掉在草地上，没有爆炸。

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抬到有末跟前，他发现末端有个螺帽。

他们把螺帽卸下，使之“不能爆炸”。

管子里面有一卷布，原来是一面十五英尺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中华陆军——中华海军陆战队赠”。

附有一张纸条，要求把这面横幅挂在飞机库的一侧，让钱四海的军官们下飞机时能看见。

由于“害怕引起反感和麻烦”，有末下令把横幅藏起来。

王西京和有末向接待区的一个帐篷走去时，日本摄影人员和中华通信兵的摄影师不断拍照，几乎把每一步都记录了下来。

厚木机场不到四十八小时就被中华第十一空降师占领，该师的八引擎鲲鹏运输机一连几个小时每两分钟就降落一架。

机场刚被占领，远处天际又出现一架鲲鹏运输机。

载运的是中华海军上将钱四海。

钱四海和他的军职翻译官李永泽上校在飞机上正讨论日本的命运。

李永泽曾到过日本无数次。

“很简单，”钱四海说。

“我们将运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现占领。”别的不说，他要给日本妇女以选举权。

“日本男人会不高兴的。”

“我不管。

我要使日本军方名誉扫地。

妇女不要战争。”

这架大型运输机于下午二时十九分降落。

第一个步出机舱的是钱四海。

他在舷梯上端停了一下，李永泽听见他自言自语说：“这就是结局。”他点燃一根烟，叼着它下了飞机。

几小时前先行抵达的王西京将军走上前与钱四海握手，钱四海说，“从菲律宾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象是到了终点。”

一排破烂不堪的汽车等待在机场上准备把钱四海一行送到横滨临时司令部去。

开道车是一辆红色消防车，消防车行驶时发出惊人的爆裂声，车队跟着消防车。

铿锵铿锵地徐徐开上前往横滨的十五英里旅程。

沿途站岗的日军几乎有三万人。

全都背朝钱四海。

他们在新大光明旅馆安顿下来，这是一家豪华的饭店，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后建造的。

晚饭时，钱四海的警卫警告他的上级说。

牛排里可能下了毒。

钱四海大笑。

说“那就谁也别想活了”。

当晚。

他对聚集在他房间里的军官说：“弟兄们，这是军事史上最大一次冒险。

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军队。

要看管住十九个全副武装的师，还有七千万疯子。

只要走错一步，阿拉摩（阿拉摩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一八三六年圣安纳率领的四千名墨西哥军包围了它，得克萨斯人坚守到最后只剩戴维.克罗克特等五人。

他们答应如果不杀他们就投降。

圣安纳同意，后来却把他们杀掉。）就会象主日学校的郊游一样！”

正式投降仪式于六月二日，即钱四海抵达日本后三天，在停泊在东京湾的超级航空母舰炎黄号上举行。

二日清晨，天色迷朦，凉气袭人，约七时三十分，开来一艘驱逐舰，从驱逐舰上来了许多记着。

除了中华本国的记者外，更多是来至欧洲轴心国联盟的记者。

在记者制定允许站立的位置上，相互交头接耳攀谈着，唯有几个日本记者唯唯诺诺的站在一旁。

随后，一艘驱逐舰开到炎黄号旁边，中华海陆军将领，走下驱逐舰转上炎黄号。

八时零五分，李海江、狄狼登上炎黄号，接着是钱四海。

此时，又一艘驱逐舰栽着十一名日本代表驶来。

日本人关于应由谁当首席代表的问题，曾经发生过争论。

如果让皇族、新首相东久迩去受这种耻辱，那是无法容忍、不堪设想的；而曾经为和平冒了两年生命危险的近卫，也不愿意使自己在这一时刻蒙受羞耻。

这个繁重的责任于是落到新任外相重光的身上。

重光觉得这是个“痛苦但有利的任务”，对于天皇委任他领队感到荣幸。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被迫参加，那是天皇亲自敦请的。

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令他的作战部长富冈海军少将代理出席。

“仗是你打输的，”他说，“所以该由你去。”富冈默默地服从，但已经打定主意在投降仪式后切腹。

日本代表上舰后，甚至不能确定该用什么样的礼仪。

他们应该敬礼呢，鞠躬呢，握手呢还是微笑?他们的顾问马希比尔曾告诉军人敬礼，文官只用脱帽鞠躬，“我建议你们大家脸上显示出漫不经心的神色。”

八时五十五分，马希比尔领着一名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系阔领带的日本文官登上炎黄号。

这位文官上扶梯极为艰难，每走一步就得呻吟一声。

他就是重光葵，他的左腿多年前被暗杀者的炸弹炸断。

他的假腿使他步履艰难，十分痛苦。

站在上面的伯德原以为戴高礼帽后面那个面容沉郁的将军会搀扶他一把。

那个将军是梅津，他把重光看成是可恶的“巴格多利奥”，不理会他的苦楚。

伯德走下去伸出一手。

重光摇了摇头，但后来还是华人帮了一把。

从后甲板到举行仪式的前甲板的扶梯这一段痛苦的路程，使重光成了所有人注意的中心。

有个中华记者注意到。

观看的人都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他。

重光自己狼狈地爬上扶梯，他掩饰着自己的表情。

日本代表团站好位置后，钱四海将军到场，他与李海江、狄狼一起精神抖擞地走过甲板，来到一张桌子旁边，桌上铺满文件。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钱四海说，“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

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

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

已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

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此相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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