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逃，就会被材料商和民工们打死。”

“你不是说，跟黄副总关系绝对到位的吗？”他又气又急，跺着脚喊。

他真想搧自己的耳光，可搧死也没用啊，商场就如此残酷，你现在就是急死，也没人来帮你啊。

他追问黄副总的老家住址，老崔说不知道，他当时留给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弄丢了。

他赶到黄副总挂靠的大团镇一个建筑公司去交涉，他的合同上盖有他们的公章。

可那个建筑公司却已经注销了。

他没办法，但不死心，到处追寻那个害人的开发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在市区一个高档写楼里找到了这家公司。

但他进去跟他们进行交涉，他们一看他的合同，就凶巴巴地说：“这跟我们搭什么架？

浑身不搭架。

你去找给你盖章的单位去，找问你拿货的包工头去。”

“这个项目我们早已不搞了，都是一批捣浆糊人盗用我们公司的名义在外面瞎搞，叫人带资，搞不到资金，就逃跑，我们也在找这批人呢。”

就这样，他们的三万多元钱又打了水漂。

不久，上海的政策进一步放开，只要交几千元钱，不管是谁，什么户口，都能注册公司。

这样，他下面的三个分公司就纷纷与他脱离关系，自立门户。

于是，他的东发公司就哗然崩塌，成了上海滩上无数自然淘汰自行倒闭的公司中的一个。

他苦心经营的东发公司在运作了一年零十一个月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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